有關近來東亞合作與對話的思考台經院APEC計劃協調人榮沛芳

最近有關東亞經濟整合或更廣泛的合作對話架構，與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架構等問題所延伸出，常會連結到對於歐洲聯盟整合的經驗探取。而目前的討論以經貿為觀察與目標的建構為重點，並以比照方式，企圖由歐盟整合的進程思索東亞、亞洲或兩岸的經貿互動的進行方式與前景。歐洲與東亞，或亞太所要面對的因素，顯然有許多不同之處，例如東亞整合主要的動力來自私部門與市場，政府的角色屬於被動的政策配合，而歐盟的整合卻不同，因此基層的支持與政策與執行的合理與正當性則十分重要。但促動整合的起始點最深層的影響因素，恐怕是互信的建立。

以經濟發展與繁榮為切入點的歐洲整合，在每個階段都不乏非經濟因素的痕跡。1960年代的整合以回應二次戰後與冷戰時代為主要動機，其後的單一市場乃至貨幣整合都以提昇競爭力與工作機會，穩定社會發展為不得不為的考量。同時在設置類似超國家機制以執行歐盟政策之推動之後，民主赤字的問題，使歐洲議會的角色逐漸變得重要，剛剛結束的議會選舉再度顯示驅動與拖延整合的因素，在歐盟發展至今已更形多元。在國內政治與歐盟層次的各種變數交相運作之下，歐盟未來的發展將在此設定的複雜大環境下進行。個人民調不受歡迎的法國總統薩科奇，其所領導的中間偏右政府卻在歐盟層次的議會大選中大有斬獲；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義大利由貝魯斯科尼政府。至於德國基督民主黨之獲勝，在國內政情與歐盟整合上反應出一致的看法。主導歐盟整合的三大勢力中，英國的執政工黨則一敗塗地，除了長期以來國內疑歐的論辯從未間斷，因此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t Party），主張英國應退出歐盟能有所斬獲，迫使工黨在此次選舉中竟然屈居第三，則意味未來的工黨與歐盟整合同樣面對挑戰。因為英國的保守黨亦傾向與歐盟保持經濟整合以外的距離。同時，在這次選舉中，除了中間偏右為大贏家，仍然未達過半，但綠黨與包括極左極右的獨立人士之席次大幅增加，成為未來左右歐盟議會的關鍵。

英國的小黨在此次選舉中獲得選票的重要因素，主要仍是反應民眾對日來議員浮報公費的醜聞；而一項積極推動歐盟整合的荷蘭，則因執政黨的移民政策未能贏得選民認同，因此由敵視回教的極右政黨得到佳績的事實，這些事例更說明歐盟各會員體國內施政無法滿足選民的趨勢。選民的不滿，經由本次歐盟大選而宣洩。但在這些直接的反應之外，其實更需要歐盟各會員體領導人警惕的則是，自歐洲議會開始大選以來，屢屢創新低的投票率，則不僅僅是人們對於政府施政的抗議票而已。當人們不把歐盟各項政策作為投票的喜好依據之時，也正是歐盟與歐盟地區人民在認同與關切上越來越疏離的開始。回想當初，歐洲議會之議員開始由人民直接選舉的原因，即是要解決所謂「民主赤字」的問題，藉由提昇議會的監督權力，與開放直接選舉，重拾一般民眾對歐盟的支持。如今除了，甫加入歐盟不久的中歐如波蘭及東歐與波羅的海三小國，出現較高的投票熱情之外，大多數歐盟人民的冷淡反應，的確使許多人對於這個老牌區域整合機制的發展感到憂心。

然而，要是以此就斷定歐盟整合可能就此落入倒退的景況，則又過於武斷；畢竟歐盟整合至今超過五十年，在深化與廣化的辯證中，整合的腳步常常「進一步，退兩步」，經歷由法國戴高樂總統於1960年代的「空椅危機」，亦即撤出法國在共同體的代表團，藉此表達對共同農業政策預算與補貼方式的不滿。該事件致使當時的歐洲共同體幾乎無法正常運作。而到了1980年代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不斷挑戰執委會與其他傾向將歐洲整合帶入聯邦形式的發言，都沒有真正讓歐盟整合須臾間斷，這些大大小小的風暴只是讓歐洲整合看似在原地踏步一陣子罷了。無論是核心主導國家如法國、英國與德國，或小國如比荷盧，以及近年來新加入的中東歐新成員，透過歐盟得以在冷戰與後冷戰，以及全球化的大環境堅實集體談判的效益。其中的關鍵不僅是對於未來發展的共同利基與共識，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乃是在於對過去的歷史的正面回應，對衝突的化解，以及互信的建立。

對於亟欲效法歐盟整合的東亞諸國，近日來所提出各類不同的區域政經安排，如澳洲的亞太共同體、日本的東亞共同體，甚或兩岸自去年五月新政府就任後，提出各項的兩岸經貿互動規劃，似乎都顯示亞太或東亞地區有追求穩定與發展的企圖，積極尋求建立各種對話與合作的管道。儘管，就文化與社會背景而言，東亞與亞洲本身的整合，其挑戰性皆比歐洲來的高，但真正的挑戰是來自最低層次互信的基礎尚未建立，由日、中、韓就二次大戰的衝突，美國與中國在戰後的意識形態對立，或者兩岸自1949年以來的心結，正說明缺乏對於過去歷史的真正面對、處理與和解，則對話的範圍與領域，將具有侷限。相較於近年來歐洲國家領袖每年齊聚紀念大戰，顯然亞太地區還有一段路要走。

朝正面來看，從1989年亞太經濟合作論壇（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成立的發展過程觀察，經由經濟與技術之具體與專業合作，某個程度成功的製造了互動的經驗，累積互信的基礎。同時，APEC成立之初，對於參與成員即持較為開放而非排除的立場，希望能將關鍵的亞太經濟體都納入，這對於互信的建立也具有重要的宣示意義。歐盟與亞太本身過去二十年自APEC取得經驗告訴我們，無論多麼深度的整合，國家總是會基於自身的利益考量決定政策立場，並在協商與對談中不斷的估算與拉扯，但啟動合作過程的引擎終究都肇基於對彼此的信心，由此才衍生出其他的機會與可能性。

本文摘自【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